建制派背后的商业势力主要是华尔街金融资产、传统产业资本和硅谷科技巨头，其背后三大力量分别是全球化、廉价美元和互联网技术。在美国选民看来，建制派及其商业势力是“有罪的”。美联储在2001年后实施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小布什政府放松了次级贷款的金融监管，华尔街金融巨头利用廉价美元大搞金融衍生品，最终引发了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
对于中国人来说，美联储放水和过度金融化引发危机的说法再熟悉不过，但不太能理解的是，美国选民对建制派主导的全球化的批判。这轮全球化以世贸组织的规则为基础，有利于商品贸易和资本贸易，对新兴国家的制造业出口商及其核心资源掌控者、对美国的大型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非常有利的。
但是，世贸组织的规则无视劳动力保护与流通，在产业壁垒、产业补贴、劳工保护、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规则落后、仲裁效率低下，对美国的制造业工人、中小企业主和新兴国家的消费者是不友好的。
在这个失衡的秩序下，尽管全球经济快速增长，但是财富悬殊不断扩大。中美两国的经常账户严重失衡。美国金融巨头和小企业主、蓝领工人的收入差距扩大。新兴国家的工人辛辛苦苦赚了几十年的钱，但消费依然疲软，家庭收入和消费福利增速跟不上经济增速。
这场危机之后，这些选民迅速倒向极左极右势力，支持他们上台迅速控制国会两院。不过，美国选民还是“眼拙”，选出了误以为能打破旧体制的年轻有为的实则建制派的奥巴马掌管白宫。2016年，在奥巴马所有的改革几乎无疾而终后，选民大呼上当，把气发泄到了老建制派希拉里身上，摇摆州最终选择了政治素人特朗普。
作为政治素人，特朗普的政治手腕与资源，远不如根深叶茂的建制派。这是其败给拜登的主要原因。特朗普在任期内白宫大量的职位是空缺的，要不他没有合适的人选，要不被民主党、两党建制派和国会阻挠任命。
作为建制派的拜登在上次大选中很巧妙地联合了极左派击败了特朗普，他们在美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种族歧视运动。在大选结果遭受质疑之际，近200名美国商界领袖发表联名信要求国会确认拜登当选。这些商业领袖包括贝莱德、黑石、德勤、KPMG、联合航空、万事达卡、辉瑞、高盛、微软等企业首席执行官。他们的真实身份不是美国的商界领袖，而是国际巨头。他们中还包括欧洲及海外市场的建制派，如德国的默克尔、法国的马克龙。
在美国及国际精英话语中，克林顿被塑造为全球化的推动者和拥护者，特朗普是反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者。不过，这种评价有失公允。实际上，克林顿的全球化是建制派、金融财团、科技巨头、社会精英的全球化，并不是普惠的公平的全球化。同样，特朗普的反全球化是也是全球化失意者的、其支持者利益最大化的反全球化。
在对华方面，美国的战略逐步从之前建制派的战略转移到竞争战略。美国对华战略，不是拜登制定的 ，也不是特朗普制定的，而是2008年建制派倒台后，整个美国极左极右势力和建制派共同博弈中形成的。奥巴马时期，美国战略转向印太地区；特朗普时期，发动贸易战，彻底改变两国关系；拜登时期，逐步形成竞争战略。理解这一点，不能忽略的是，美国两党、两院对华的思路是很一致的，除了少部分建制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