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聊张玉环这个案子。结合一个死缓年轻毒贩申诉16年后改判，聊一下翻案有多艰难。另外不要神化和迷信程序正义，那个有巨大的操作空间，精英可享受但大部分普通人没那个机会。

如果没看到有罪供述，仅仅凭借手上的伤痕，平日的仇隙，事发当天异常举动，我相信部分人还是认为张是最大的嫌疑人。这个案子基本没有找到真凶的可能了，时间太久，很多未查明的证据可能已经消失。这个案子如果放到今天，还是有可能破案的，对现场和鞋底泥土的精准分析，对手指甲里的人体组织分析，对纤维上汗液或者体液的分析，以及对纤维是否属于同一物品的鉴定等等，这些技术都已成熟。这个案子发生的当年网络如果有现在这么发达，大家要想一想，如果张被无罪，网络上是否会惊呼“X二代或者背后有人”，然后在1450推动下热炒。

这里还有以前在复旦研讨过的一个毒贩的案例。

199X 年，福建某小镇20岁年轻人A，赴广东某地级市去打工。火车到广州后转长途大巴，下车前在行李中被查到携带多种毒品数公斤，有效成分折合海洛因超过了200克。前情是A的家乡小镇当时娱乐场所里溜冰盛行，A几个月前曾被抓到过喝了含某种类毒品成分的啤酒，因为是第一次，只是行拘。临行前，镇上的B托A带点衣物等物品给在广东的老乡C。

当时推断，可能是B借A的手，运送毒品给广东某地的老乡C。唯一不明的只是A知情或不知情。调查时， B已经失踪，可能偷渡出去了也可能化成灰了，对B常联系人的调查也断线。C交代说是收到B的指令从A那里接货，但接货地点尚未得到指示就被抓了。

承担援助的律师曾想辩护成罪轻，力求避免死罪，A坚称自己无罪，要求做无罪辩护，最后失败，定运输毒品罪。一审死刑，二审改判死缓。

接下去开始漫漫申诉路：

第一步，从看守所转入监后，一帮说话好听又有各种技术的人串在一起瞎侃，回过味了，纷纷开始鸣冤。驻监检察、对口的法院有专门人员或信箱听取口头鸣冤或收鸣冤信，然后甄别有没有重大（特别要注意“重大”这个词）线索。过了一段时间，大部分安耽了。仍有极少部分，不眠不休，寻死觅活各种手段仍旧鸣冤。随着时间流逝，又有一部分会安耽下来另一部分继续。还是那句话，论律当斩而判死缓的，都是有可能被故意刀下留人，待以后查明的。

第二步，坚持申诉的人或家人找各种渠道，力求翻案。有些主审法院或者律师接到线索后，会翻阅案卷初步调查一下，因为看多了案件，所以有些凭直觉有问题就会形成文字材料开始逐级申诉。但申诉没有办结时效限制，而且基本每个法官手头的案子每年基本几百个，有的一天两三个，所以这个过程会很长。以毒贩A的例子来说，当他服刑已经11年的时候，A父亲找的律师开始着手申诉，律师提出的主要观点是：

1 、A交代他上车前翻看过B托带的行李，没有发现藏在衣服夹层和杂物里的毒品（好像行李中还有个电饭锅，夹层也藏毒，这个细节我记不清了），说明他有防范心，如果A贩毒，提前检查行李这个交代就不符合逻辑。

2 、A交代的在面对某路口右数第二个小商店门口交货，不符合事实。首先是那地方人来人往太不隐蔽，其次是经现场调查，小商店的名字完全不对，那个位置正好是个货物托运点（这是律师认为翻案的重要疑点，认为是逼供出的莫须有情节）

3 、镇上有人刚刚因为贩毒被公审判死刑，A当时还去看了，加上平时胆小怕事，常理下不会去贩毒。

接受申诉的法官审查后认为：

1 、A跟B有多年交情，既然检查过托带的行李，藏的位置并不特别隐蔽，其中一件摸到内兜可以察觉有硬物。对数公斤毒品未看到，一般说不过去。A只是个无业小青，而B给了A 1000元路上花花，这个对酒肉朋友来说不符合常理。

2 、A的口供关于交货地点的供述有多次反复，因为他是第一次到那个地级市，路口附近确实有好几个小商店，托运点附近就有几个小商店，A有可能因为智力、紧张等原因记错了接头地点的名字，而且A可以通过电话与提前在附近等待的C接头。在路口人多的地方交接，也有逆向思考逃避打击的可能性。

3 、胆小怕事更不能作为翻案的证据，况且A有前科。

4 、入监时A申诉过逼供，但验伤没有外伤，故当时就驳回了。

这里并非争论谁对谁错，而是要充分理解每个人的社会实践、阅历、职业（特别是处于对立面的职业）、思维层次不同，造成看问题角度完全不同。如同我们看一个杨桃，横看是个椭圆形，竖着看则是个五角星的样子。普通人看某人业余踢野球的很厉害，感叹他为何进不了国家队，实际上那人跟专业球队的预备队的差距都如同小丘陵对比泰山。

第三步：启动纠正案件，第一个难度是要证据的重大否定（比如重大证人突然出现，重要物证突然出现），这个谈何容易。一般轻微的瑕疵性问题是不足以说服上级改判的。还有个很大难度是：一旦纠错，会涉及到很多人（错案有各种原因，有些是技术手段当时不具备，有些是勘查人员业务能力的问题，也有为了虚报功绩而屈打等等其他各种因素），这个也是重大阻力。甚至因为部分人因重新查案会触犯刑法而被判刑，所以如果没有重大的可以改变原审的证据证人，基本不会有人愿意重启审查。当然这个在各国都一样，我查阅过的美国、日本类似纠错案件都有这个问题存在，这也是一座大山，因此一个冤案往复来来去去20多年的还不少。

律师为此又去了该地级市几次，蹲在路口反复观察，试图找出点什么，后来拿着供述的商店名字到处问，直到有一天得到了一个当地老人的说法，这个商店名字没有完全一致的，但这个谐音好像是长途车站出口旁边一个商店的名字，那个商店早就没了，只有部分本地人知道。那边常有联防巡查，当然不可能是交货地点。律师据此再次申诉，说A不可能知道这个地方，所以审讯有诱导供词的嫌疑。这事又过了五年。最后最高院接待复核申诉的法官终于被说服，认为关键证据交货地点存疑，商店和托运点在一般认知的辨认类别上有巨大差异，而且强调了面对路口右手边第二个商店的陈述，“第二”这个词语属于很简单的词汇，哪怕智力再差再紧张也不至于搞错，交货地点与查明事实不符，毒贩不应该在这个重要问题的记忆上存在偏差。因此当时案件应存疑不起诉，待以后能找到B再行侦查。无罪释放后A已经36了，实际上他不申诉，减刑后也没几年快出来了。

由上可知纠正一个案件有多难。刑事证据要求高度盖然性，就是排除一切合理怀疑。这个本来就是一个难度非常高的事情。另外，十几年前技术手段和现在无法比，打击犯罪的形势和松紧也不同，基层人员的业务能力不同，认知不同。所以苛求证据完美无缺不但从现实是不可能的，放在当年的环境里也会放过不少重刑案。放到现在来说，社会环境好了，可以适当放宽松一些，加上各种技术手段提升已经超出很多人想象了，室内打个喷嚏几小时后都能找到本人，血迹用钢丝球也刷不掉某种特异反应。技术手段加上全程录像，这是一个巨大进步的趋势，而且解决了很多人为可以操作的因素，我把这个叫做技术正义。中国的未来一定是高度专业化加信息化的，这在治理能力上有无可比拟的效率和优势。

逼供的问题，在刘涌案后被用的很多，这是刑辩的一个方法。现在申诉逼供，在看守所里就会验伤，无外伤的驳回。

至于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这个我当年也笃信。现在当听故事就可以了，把它们作为老学究研究的裹脚布吧。正义是有程度的，大的问题一眼能看出，这种大错现在基本很少会犯，但细微的要在程序中完全无瑕疵，相当于你从小活到大不犯任何错。将程序放在显微镜下找问题，如同VVS的钻石放大倍数看了也有瑕疵，瑕疵可以否定证据，这就给实际操作留下了巨大的空间，能找到这些瑕疵的要有时间，聪明人力和资源的付出。凡一线执法的都知道，有时迫于环境和执法人员素质，以及一线执法的身体和言语激烈对抗，常有冲动之举，没有那么完美无缺的办事。死于美国的章莹颖的案子就是调查程序有瑕疵，这么重大高关注度的案件尚且如此，其他案子更难。追求程序正义搞到最后变了味，基本就是美国那套，没钱的普通人等着伸头挨刀，有钱人请的起律师团，细细研究每一个细枝末节，这样一个案子拖若干年，从每一秒挑刺挑到检方最后只能接受诉辩交易或者无罪。陪审团的挑选也是大有玄机，种族、性格、社会倾向都是可以做文章的，造成了庞大而。。。。。。占美国GDP总量将近6.7%的法律服务开支（也可以叫摩擦成本，可见美国GDP的水分在哪里），还有全球最多的罪犯和私人经营的各种档次监狱。这里就不细说了，具体参见辛普森案，章莹颖案的过程或者前两年的明州巨贵炮案的后续精彩。

对于错案是尽量减少而不可能完全避免。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符合中国的中庸和谐即可，就像老子说的：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以后，社会发展了，趋势是对重罪也会适用取保候审，也会有很多疑罪从无的例子让受害人家属嚎哭但无奈，要适应。

水至清则无鱼，这句话可以适用在很多地方。具体不看药名，而看疗效，根据社会打击犯罪的环境不同适当浮动即可，过于偏重任何一方或者追求极致都是要受到现实的残酷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