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初冬，时年16岁的父亲去内蒙古上山下乡，开始了十年的知青生活。48年后，我带着他的照片回到了他插队的村子。刘博文/摄
在儿子初生的几周，每当我抱着他端详，都会想到三十多年前父亲也一定如此凝视过我。我仿佛变成我的父亲，望着初生时的自己。孩子让我感受到睽违三十多年的父亲依然以某种形式存在着，那种感觉非常突然，也很感动。在我的幼儿园时代，有个动画片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片中歌曲唱到：“我要我要找我爸爸，去到哪里也要找我爸爸，我的好爸爸没找到，若你见到他到就劝他回家。”看这动画片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我的生父已经过世好几年了。我妈对我的解释是：“你爸出远门了”。几年后我有了继父，我妈说：“你爸回来了”。我的生父从没在我面前被提起，直到我二十多岁的时候。从小到大，那首歌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我隐约知道我生父，但不知道他究竟怎么了。为了揭开这个尘封的话题，我很正式地采访了包括我妈在内的所有亲人，故事也一点点向我展露。我的父亲名叫赵健英，1952年3月23日出生，幼年营养不良，14岁失学，16岁下乡插队直到30多岁返城，随后患癌离世。大部分关于他的回忆都聚焦在他的一段特殊经历：下乡插队。除了我父亲，我母亲、继父、二大爷、二大妈和叔叔都是知青，参加过上山下乡。我父亲和二大爷当年结伴去插队，但现在都不在了。大家建议我去问二大妈，因为她曾和他们在同一个地方插队。我去天津访问了二大妈。她告诉了我父亲和二大爷插队的村子名字：乌兰察布盟，集宁市，丰镇市，永善庄，三十一号村。二大妈说，村里有一个他们当年的朋友应该还在世，名字叫“蒙古”，让我去试着找他。2016年的夏天，我坐上一列终点是包头的逢站必停的慢车，踏上了寻找父亲的旅程。
丰镇位于干燥少雨的内蒙古高原南部，海拔一千余米，只适合种燕麦和土豆。这里的地势像涌动的海面，遍地的石头像浪拍出的沫子。羊群和驴子把嘴贴在地面用力啃食稀疏的草。高坡上栽满用来防风治沙的柠条，5月里开满鲜艳的黄花。图为放驴老人枕着石头躺在地上打盹。
从丰镇站下车已临近傍晚，我犹豫了一番还是打了一辆车，先去村里看看。出租车沿着空荡的公路穿村过镇，然后拐下路肩，在黄尘滚滚的土路上又摇晃了几里，终于把我送到了父亲当年插队落户的永善庄三十一号村。
下车后，我在尚未散尽的尘烟里四处打量，想要捕捉到几缕父亲当年留下的气息。村口围坐着十几位老人一齐疑惑地注视着我。我掏出父亲的照片给他们看，说我爸在这插过队，我想回来看看。一瞬间，老人们的目光就变得熟稔起来，他们一边端详着我一边用浓重的鼻音念叨着：“没错，他爸爸也是高个子、大脑袋。”在和出租车司机商量什么时候回来接我时，一个骑电动车的中年人对我说：“你爸在这有个好朋友，他去过北京，在你爷爷家住过。你今晚就去他家住。”“他叫什么名字？”我问。“他叫蒙古儿。”他答道。
他就是我二大妈让我去找的蒙古。当年我父亲等五名知青的泥巴窑洞与他家相邻，而蒙古和我父亲以及二大爷成了最好的朋友。王蒙古不是蒙古人，是汉族，今年70岁，穿马甲戴棒球帽，谢顶的脑门下戴着一副金边眼镜，说话慢条斯理，像城里送孙子上下学的退休老头。
那天下午，蒙古一边放羊一边带我参观了父亲当年住的宿舍。蒙古说，1968年11月知青来时，村里没有现成的房子给他们住，就暂时住进农民家。第二年开春，村里给知青盖了眼前这排房子。屋外的院子中间有一个井状的窟窿，望下去深不见底。蒙古说这是存粮食的地窖，过去农民一整年的口粮都在里面。
父亲住过的土房里如今堆着邻居家牲口的草料。草料下面是土炕，左边露出的部分是灶台，和土炕相连，做饭的同时可以加热土炕。一个房间住一到两个人，父亲在这个房间里度过了5年时光。
我在蒙古家叨扰了两晚。第一晚，他的儿子王德强专门去买了豆腐和青椒，为我做了一顿晚饭。平日里，蒙古家不做晚饭，爷俩儿会就着咸菜和炒黄豆，边喝酒边看电视，然后合衣而睡。蒙古说，当时村里的年轻人都爱和知青玩，因为知青是从首都来的，有见识。他还自豪地提起，丰镇出过一首原创的知青歌曲，叫《丰镇战歌》。回来后，我在网上找到了这首歌的录音。对我来说，这首歌异常珍贵，因为它记录了父亲曾经有过的心情：“离别了繁华的京城，告别了故乡的亲人。劳动在荒凉的山林，忍受着刺骨的寒风。朋友啊我们何时再相见？亲人啊我们何时再团圆？在这孤独的深夜里，我们独自等待黎明……”
蒙古的儿子王德强今年49岁，知青到来那年他刚好一岁。他爱读历史书，炕边窗台上摆着一本叶永烈的《毛澤东与蒋介石》，一本《中国历史五百个故事》，一本新华字典。我问王德强，知青下乡对村里发展有没有帮助。他说他非常感谢知青，他的小学启蒙老师就是一位“扎根农村”的北京知青，对学生很好，给他留下了温暖的童年记忆。但他也认为知青下乡给农村造成了负担。因为知青务农没有经验，当不了重劳力，却同样记工分分粮食。不过村民并没有因此排斥知青。“相反村民们同情知青年纪小，不在城市享福来到农村受苦，会把家里做的饭菜端给他们吃。”王德强说。
蒙古家养着十几只绵羊，这是他的主要收入来源。年过七十后，蒙古开始领低保，每月能拿到三百多元，解决了吃饭穿衣等基本所需。这是内蒙随处可见的标语“十个全覆盖”的具体落实。蒙古说自己是“土里刨食，养羊卖钱”。他家的经济条件不好，后来为已故的妻子治病又散去一大半家产，这几十年来家里最大的变化还是在八十年代末翻建的砖房。
白天，蒙古忙着放羊，我索性自己在村里随意走走。村里住的大多是老年人，废弃的土坯砖房院落比比皆是。听老生产队长李福德说，七八十年代村里人口最多时有七百多人，现在常住的不到一百人，大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
身材瘦高的李福德今年80岁。1968年11月，32岁的他和村民一起赶着马车敲锣打鼓地把北京来的13个男知青和2个女知青从镇上接到村里。李福德家的房子高大宽敞，堂屋的墙上贴着两张習近平肖像。他说，“从知青来的时候至今几十年，村里的面貌没有很大变化，但现在开始改变了。国家准备给村里修条水泥的通村公路，这都是因为现在的领导好。”他伸出大拇指称赞道：“因为習近平当过知青，他最了解百姓疾苦。”在習主蓆的照片前，我给李福德拍了张照片，他腰杆笔挺，笑容满面，眼神里放射出自信和希望的光芒，完全不同于普通农民。
随后，李福德把我引见给他的邻居李浮云。李浮云今年65岁，是现任的村会计。他给我开门时，笑得像个兴奋的孩子。但只要我一举起相机，他就立刻收起笑容，显示出郑重。他用两只手握住我的手说：“欢迎回来！你爸爸好吗？”每次被问到这个问题时，我都不愿回答，希望他在村民们心里还活着。父亲32年前就已过世的事实让李浮云非常吃惊和难过，他和我父亲是同龄人。
李浮云的家和李福德家一样宽敞明亮。他说到当年生产队为了照顾知青们年纪小且不善农事，特意为他们安排些轻巧活，踩犁耙、打土疙瘩、捡石头。我问他，“那时候吃得饱吗？”他告诉我，“在六七十年代，丰镇农民一年差不多能分三百六十斤粮食，主要是莜面、玉米和土豆，还有三斤胡麻油，炒菜时必须用筷子沾油滴到锅里。粮食和油如果不够可以从供销社买。”图为李浮云夫妇。
拜别李浮云，在村子西边，我看到一名农民正在用拖拉机翻地，女人踩在犁耙上，在干硬的土地上刻出齐整的绳纹，像祈雨的符号。在我父亲插队的时候，干农活靠生产队的社员们一起上阵，没有拖拉机。那时耕地靠畜力，乡里只有一台拖拉机，是救急用的。这里种地完全“靠天吃饭”，降雨量和收成成正比。草原的深层地下水降雨无法补偿，且有电费成本，无法灌溉田地。
王爱梅家种了二十亩莜麦地，年纯收入六千多元。我见到她时，她正盘腿坐在田边的坡上吸烟。王爱梅雇人给她犁地，犁二十亩需付六百元。她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没有对象，小儿子刚结婚不久。为了给小儿子在丰镇市区买房，王爱梅借了五万元高利贷，自己又凑了五万，一起作按揭首付。
在村子南边，我遇到了赵翠枝，她和丈夫李后生都记得我父亲。她说我父亲很会哄哭闹的小孩，小孩一听见他陌生的口音，看见他的大高个，立刻就不敢哭了。父亲刚到村里的那个冬天，临时住在赵翠枝家西边第二家，主人叫张毛眼。李后生带我去看父亲住过的屋子，主人一家已搬走多年，房子几近坍塌。
赵翠枝留我在她家吃午饭，村里没有饭铺，我只得叨扰。她用抹布把炕上的塑料布擦了一遍，把笼屉从炕边的锅上端到炕上。笼屉里一半是莜面卷土豆丝，另一半是掺着苦菜的散土豆丝。李后生坐在炕上，用开水、醋、盐、葱叶冲了三碗酸汤。我饿了，莜面沾酸汤吃得喷香。赵翠枝说我父亲当年也很爱吃莜面卷土豆丝，而且还学会了搓莜面卷，但有的知青就吃不惯。可见四十多年来，赵翠枝家的饭菜没多少变化。2016年底，李后生因患胃癌过世。
我二大妈当时在隔壁的武家洼村插队，沿着三十一号村北边的柠条林和高压线向东走，就到了武家洼村。那里接待过包括我二大妈在内的八位来自上海的女知青。
村口坐着唠嗑的三位老阿姨得知我的来意，就把我带到知青宿舍前。住在女知青宿舍隔壁的一位老阿姨希望和我二大妈通个电话。我拨通了手机，她们客套了几句，很快就无话了。二大妈在电话里对老阿姨说，等有机会去看望她。但我知道，这个偏远农村在二大妈心里是个很不堪的地方，她多次提到那里的经历让她痛苦，我想她不是真的想再回去。
宿舍原有五间房子，四间宿舍，一间小卖铺，现仅存西边两间。把小卖铺安排在女知青宿舍旁边是很合理的，因为比起农民来知青更有消费力。望着这几间房子，我想起二大妈说的一个故事。当时有一个女知青春节没有回家，要响应中央号召，留在农村“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转年，同伴们发现她越来越胖，肚子也越来越大，干活却越来越拼命。后来她们问出了究竟，原来春节期间小卖铺管理员用食物作交换条件，与女知青发生了关系，导致她怀孕，而她想通过拼命干活让自己流产。管理员是有妇之夫，女知青的孩子最终被打掉，回了上海就没有再回来。
在三十一号村停留两天后，我给送我来的出租车司机打电话，让他来接我回丰镇火车站。这辆出租车是方圆几公里我见到的唯一一辆汽车。走的这天，我看到村口停着几台挖掘机在平整路面，猜想应该是李德福提到的政府给村里修水泥路的工程，这将是三十年来村里面貌的第一次大提升。
我坐火车离开丰镇去包头，访问父亲工作过的营盘湾煤矿。1973年，父亲被营盘湾煤矿招收为基建队工人，结束了他在丰镇五年的农民生活。虽然营盘湾的荒寂和丰镇的荒凉看起来并无二致，但在煤矿可以挣钱、吃食堂，想必生活条件和心情会大有改观。关于他在营盘湾的经历，我所知甚少。我去那里旅行，得以见到父亲当年的生活环境。
到访营盘湾的那天，我在镇中心的一家餐厅吃午饭时，认识了62岁的女老板高社香。我给她看父亲的照片，她说有印象。她记得我父亲很爱开玩笑，跟谁都聊天，是很红火的一个人。这是我在当地遇到的唯一一个记得父亲的人。
我在和当地人的闲谈中了解到，营盘湾煤矿开发于日本侵华时期，出产上等无烟煤。解放后成为劳改煤矿，矿工主要是各地的劳改犯人。父亲在这里的工作是看守存放铁路维护物资的仓库。这个仓库位于营盘湾火车站附近，现在已不存在。图为镇中心的地标建筑“语录塔”。朝南一面的语录已经被抹去，现存的标语是：团结一致，开拓进取；积极引进资金，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振兴营盘湾经济。
如今生活在营盘湾镇的居民，大多是煤矿的老职工和子弟。图为营盘湾的一家棋牌室。
听姑姑说，1976年唐山大地震期间，她曾到过营盘湾煤矿。她记得我父亲看守的仓库旁有一间小屋，屋子小得仅容得下一张床和一张桌。父亲独自居住在那儿，还养了一条大狗。图为父亲的工作场所之一，基建队的一个物料堆放场。
现在煤矿已经关闭多年，只留下空置的房屋作为历史见证。图为营盘湾煤矿的国营食堂，墙上褪色的标语写着：为工农兵服务。
矿部的办公室。
小镇上的店铺悉数关闭，门面还保留着八、九十年代的风格。
营盘湾没有旅社，我必须乘下午四点多钟的火车回包头。在营盘湾火车站，我看到铁道边有一所小房子。这不是父亲曾经住过的那个房子，但就它和铁路的位置关系来看，与父亲一位老朋友的描述很像。拍这张照片的时候，迎面吹来冰凉的强风不由分说地灌进我的鼻孔和领口，而云翳掠过后，太阳又从头发开始把我晒得很暖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