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两点多，我们在教室里上写字课。
老师让我们写“山清水秀”。我写得歪歪扭扭，山字像三个叉。窗外有风，树叶哗啦一下。我以为要下雨。
然后桌子动了。
一开始很轻，像有人在后面推。我抬头看，老师也抬头看。黑板上的粉笔滚下来，啪地摔断。
下一下，整个教室都晃起来。
有人哭，有人钻桌子。老师喊：“莫慌！趴下！快趴下！”
我趴到桌子下面，脑袋撞到桌角，眼泪一下子出来了。地在下面翻，墙在响，玻璃碎了，灰从天花板掉下来。我听见外面有人喊，声音一下远一下近。
我那时候只想到一件事：我姐还没给我买冰粉。
很傻。
可人小的时候，害怕起来，脑子里只装得下一点点东西。
后来我们被老师带到操场。操场上全是人。有人哭着喊妈，有人流鼻血，有人鞋掉了。我站在人群里，找我姐。
六年级的楼那边灰很大。
我看不清。
我问老师：“我姐呢？”
老师说：“先站好。”
我又问：“我姐呢？”
老师把我拉到身边：“莫乱跑。”
我就站着，手里还攥着那支写“山清水秀”的铅笔。铅笔尖断了，扎在我手心里，有点疼。
天慢慢暗下来。
我妈找到我时，脸上全是灰。她一把把我抱住，抱得我喘不过气。她摸我的头，摸我的背，摸我的手，像在确认我是不是少了一块。
她问：“你姐呢？”
我说：“不晓得。”
她又问：“你看见你姐没？”
我摇头。
她松开我，转身就往六年级那栋楼跑。我跟上去，被人拦住。有人说：“娃儿莫过去。”
我站在操场边，看着我妈往灰里钻。
那时候我还不懂，什么叫人一下子老了。
我只记得她背影很小。她穿着那件蓝花围裙，围裙后面的带子散了，一根拖在地上。她平时最爱干净，那天泥巴、灰、血，什么都在她身上。她也不管。
她见人就问：“看到我女儿没？陈小满，六年级二班，两个辫子，一边高一边低。”
有人说没看到。
她又问下一个。
“她拿了条红裙子，排节目用的。你们看到没？”
没人回答。
晚上下雨了。
雨落在废墟上，灰就变成泥。很多人拿手刨，手指刨出血，还在刨。我妈也刨。有人拉她，她就说：“我娃儿在里面。”
拉她的人说：“大姐，危险。”
她说：“我晓得。”
那人说：“晓得你还去？”
她说：“她怕黑。”
我站在旁边，突然哭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哭。
那时候我还没有真正明白我姐可能回不来了，可我听见“她怕黑”，就觉得心里有个地方被人用手捏住了。
我爸第二天才赶回来。
他从都江堰一路走回来的，鞋底磨破，脚上全是血泡。他到的时候，我妈坐在废墟旁边，手里拿着一块红布。
那是裙子的一角。
红色沾了灰，变成暗暗的颜色。我妈把它攥得很紧。她看见我爸，只说了一句话：
“裙子还没改。”
我爸蹲下去，手捂着脸。
第三天，他们找到了我姐的书包。
书包压扁了。里面有语文书、文具盒、半袋没吃完的山楂片，还有那条红裙子。裙子的腰那里别着两根针，是我姐自己从我妈针线盒里拿的。她可能想自己改。针扎得歪，一根差点掉下来。
我妈看了很久，突然骂了一句：
“瓜女子，针都不会别。”
没人接话。
她把针拔下来，插在自己袖口上。动作很熟，就像平时改衣服那样。然后她问救援的人：“我女儿呢？”
救援的人低下头。
我爸把我抱到一边，用手捂住我的眼睛。
我没有挣。
但我从他指缝里看见了一只鞋。
白色的，鞋头有一道黑印。我认识那双鞋。我姐嫌它不好看，说像男娃儿穿的。我妈说：“读书又不是选美。”我姐嘴上不高兴，第二天还是穿了。
鞋带散了。
我姐平时最会系鞋带。她给我系的时候，总要多拉一下，说：“跑掉了你又哭。”
那天鞋带散了。
我一直记得。
后来很多年，我都不喜欢看见散开的鞋带。
我姐的葬礼很简单。
那时候到处都乱，很多事情来不及讲究。大人们说话都压着声音，像怕吵醒谁。我妈没有哭出声。她只是坐着，手里一直拿着那条红裙子。
裙子腰大，针脚没有改。
她一下一下摸那个腰口，摸到后来，布都皱了。
有人劝她：“桂芳，放下嘛。”
她说：“我给她改了就放。”
可是她没有改。
一直没有。
我们后来搬到新街。政府修了新房，学校也修了新的。日子慢慢往前走。人总要吃饭，要睡觉，要交水电费，要买菜，要给孩子报名。再大的事，也会被这些小事一点一点盖住。
但我妈不再说“等哈”。
她做什么都马上做。
我上初中，有一次校服裤脚长了。我早上拿给她，说晚上帮我改。她饭都没吃，立刻踩缝纫机。
我说：“妈，不急。”
她说：“急。”
我说：“明天才穿。”
她说：“今天改好。”
我有点烦：“你啷个这么较真嘛。”
缝纫机停了。
她抬头看我。
我那时候十四岁，已经比她高一点了。她的头发白了很多，手背上有细细的裂口。她看着我，好一会儿才说：
“能今天做的事，莫放到明天。”
我说：“不就是条裤子吗？”
她低下头，继续踩机器。
哒哒哒，哒哒哒。
我站在旁边，突然不敢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