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勃列日涅夫当政的近二十年里（1964－1982），新沙皇帝国四面出击，甚而有压倒山姆大叔之势，但我们今天凭着“后见之明”的优势，却不难知道，那个泥足巨人只是貌似强大，内部已困难重重。尤其1979年入侵阿富汗，更令整个帝国陷入泥潭。不妨说，1989东欧剧变，1991苏L崩溃，就是从1979开始的。
我想，“历史的垃圾时间”这个说法，绝不止适用于俄罗斯的历史，绝不止适用于当代史。
再看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同样是全书的结尾：“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我只想就事论事地强调一点：将1587定为明朝的终结之年，显然是太早的。要知道，在此之后，明室还有能力在三个方向分别开战，即宁夏之役（1592）、朝鲜之役（1592－1593、1597－1598）、播州之役（1599－1600），是为“万历三大征”。这三场硬仗，大体都算是打赢了，明朝军事上的表现，至少是胜过苏L在阿富汗的。
那么，明朝走到了哪一步，才算是完全无力回天了呢？或者更合理的节点，应该在1630，即袁崇焕被杀的时候吧。那样的话，从1630崇祯自毁长城，到1644崇祯自杀煤山，就是明朝的垃圾时间了。
当然，古今中外，历史无限，这样的例子其实俯拾皆是。西周覆灭之后，平王东迁洛阳，史称东周，但实力上只是一个小国，有如今日的梵蒂冈——东周名义上超过了五百年，但其实只是周朝的垃圾时间！高平陵之变（249），司马懿一举剿灭了曹魏势力，此后至常道乡公曹奂禅让（266），自然是曹魏的垃圾时间了。关原之战（1600），德川家康胜势已定，此后至丰臣秀赖在大坂城切腹自杀（1615），就是丰臣政权的垃圾时间了。
就是这样的，历史跟竞赛一样，免不了有很多垃圾时间的。当是时，大势已定，败局难挽，无论如何努力，都只是徒然的挣扎，只能求尽量体面地收场而已。
我以为，历史之大是一回事，个人之微又是另一回事。在历史的垃圾时间里，个人在政治上固然已束手无策，但在生活上，在文化上，是不妨继续放飞自我的。
事实上，以中国历史之长，中国人应对垃圾时间的经验也很是丰富。孔子有谓：“无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实为深具处世智慧之言。
我们都知道那部日剧：人生总有不如意的时候，那样的话，也不必勉强自己去努力，就把这当作神赐予我们的悠长假期吧。那么，假若遭遇了历史的垃圾时间，那就Exit好了，那就把历史的垃圾时间当作文化的悠长假期好了。
所以我们也能看到，在大明王朝的垃圾时间里，那个被黄仁宇宣判为“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的年代，才子和志士却与秦淮河上的美人谱写了风月史上的华章：侯方域与李香君的离合，早早引出了孔尚任的《桃花扇》；冒襄为董小宛留下了《影梅庵忆语》；吴伟业为卞玉京留下《琴河感旧》和《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还有余怀的《板桥杂记》，更可谓一部秦淮佳丽的集体传记
还有，我们熟悉的“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不就是陈三立的悠长假期吗？“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不就是鲁迅的悠长假期吗？